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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之诚的东成西就

时间:2019-03-13 08:31 整理:admin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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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地著名导演贾樟柯曾在一篇文章中透露,他喜欢隔一段时间就去香港转转,没有什么特定目的,只是住几天,会会朋友,逛逛街。

  贾樟柯提到,他喜欢在书店和书摊上选书,特别是一些内地不容易看到或者干脆禁忌的,不管是艺术尺度过大的,还是关于红色内幕的,每次买一堆回酒店,一看就是一天。

  贾樟柯其道不孤。他的香港同行梁朝伟,经常会临时起兴“说走就走”地飞到巴黎,在协和广场喂一阵鸽子,然后再乘夜机返回香港。

  这种无目标的穿越转换,在别人看起来或许怪异,但对贾樟柯和梁朝伟这样的艺术家而言,却是必不可少的“释放与汲取”的心灵代谢之旅。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更换心情或精神放松的方式,因为他们可以看到与故乡迥然不同的风景和世情。这些风景和世情,或许能成为灵魂的休憩之所,或许能成为灵感的激发之地,或许能成为满足好奇心的“精神巧克力工厂”。

  对于梁朝伟而言,这是一个从商业之都到浪漫之都的转换,对于贾樟柯而言,这又意味着什么?无所顾忌地阅读,放心地吃喝购物,还是没有惊梦的安睡?

  像外地人都有一个“我爱北京(楼盘)”的北京情结一样,几乎所有内地同胞都有一个香港情结。伟人如邓公,想在上个世纪末“到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以酬金瓯无缺的百年之功;官员和商人,渴望着在这里搭建“我看世界,世界看我”的窗口;升斗小民则希望在“东方之珠”开开眼界之余,再赚些代购的差价。

  香港情结养成于改革开放早期,当时从物质和精神的各个层面,香港都远超内地。至如今二十余年,细数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香港对内地的冲击、启示和带动,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是怎样形容都不过分的。

  对香港最大的点赞,是每年数百万内地游客的赴港旅游购物潮。这股购物潮的演变过程是这样的,前一阶段是随机购买或称散购,主要诉求是内地与香港之间商品的差价;后一阶段是“职业性”购买或称整购代购,已近乎一种商业模式,其诉求除了差价之外,更主要的是诚信。也就是说,在香港买东西,最主要的考虑已经不是便宜,因为相当多的货品在欧洲、美国和日本会有更低的价格,内地人买的主要是安全放心,当然,还有更好的服务体验。这是数十年来受够了消费“虐待”的内地同胞们,对商业文明的朝拜和渴求。

  但内地同胞对香港社会繁荣、商业成功的观察和体味,起初是表面性的,甚至有着很大的误解。比如,认为香港人都是有钱人,认为香港人做生意的核心竞争力是“精明”,这个词甚至带有“不老实,不值得信任”的贬义。

  笔者于上个世纪90年代,曾被派内地驻港澳的窗口公司工作。公司里有不少当地的同事,他们当中一部分人的亲戚和朋友是从事贸易零售行业的小业主。我们内地来的员工,理所当然地认为,托这些同事买东西,肯定便宜不少。于是,照着见面砍一半的北京秀水旧俗,委托当地同事买东西。但后来发现,这些同事都很为难,他们说,谁买都一样,便宜不了多少。我们当然不信,认为他们对内地同事耍滑头、不厚道,并因此产生隔隙。后来时间久了,才知道这的确是真的。我们为自己孤陋寡闻,亦为委屈了当地同事而抱愧。

  这件事是我们对香港商业环境和商业精神体察过程的关键一课。后来,我们慢慢又知道,在香港,一般来说,同样的品牌和货品,并不会因为在不同档次的商场或是旅游景点摆卖而有差价。正是因为这种公开简明的商业环境,使得消费者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成本,也使得香港商业地产的养商难度远远小于内地。

  我们发现,当地员工中的大多数,不仅没有我们想象中的“精明”,相反,他们朴实诚实,原则性和法律意识普遍比我们强。为人处世坦诚、严谨,少有心机和盘算,一是一,二是二,做不到的不说,做得到也不渲染装大。

  他们也远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有钱”。他们往往不止一个孩子,还要供屋供车,可以说生活压力不小。与我们相熟了,他们往往自嘲,说自己会将一分钱看得像轮胎那么大。的确,在我们看来,他们过得很节俭,日用品和服饰很多都是从深圳(楼盘)买回来的,但穿戴起来整洁合体。倒是我们这些内派员工,大手大脚,买名牌成癖。

  与此相配套的,是他们在价值观上的相当“守旧”。按理说,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香港,金融业已成为又一新的支柱产业,具有全球影响力,其中投资银行业(即证券业)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就是这样一个青年精英趋之若鹜的金字塔行业,在六七十年代,竟被主流香港民意视为“捞偏门者”。在广东话中,“偏门”一般指有法律擦边球之嫌的边缘行业,与黄、赌、毒和黑处于伯仲之间。形成对投行者如此不堪看法的主要原因,就是这帮名车华服者给人的印象“不诚实”,做生意“以小博大”甚至“损人利己”。从事该业者,找个良家女子做老婆都不容易。

  香港人说一个人讲信用常用的一句话是“牙齿当金使”,这比“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更生动,也更接地气。这表明香港诚信的群众基础更加广泛,甚至可以说诚信原则在香港人的日常生活中已经如空气一样必不可少,与人人有关。

  而不诚实行为给一个人带来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香港最知名的电影明星是被称为“发仔”、“发哥”的周润发,但大明星也有糗事。周出身草根,年轻时做过酒店的服务生,主要职责是搬运行李和迎来送往,一次违规私自收取一元小费,被领班当场发现,被炒鱿鱼,丢掉了这个当时发哥极为珍惜的工作。尽管现在发哥早已成为国际巨星,但这一元小费的“丑闻”,无论在八卦媒体上,还是在亲威朋友圈里,都是抹不去的记忆。

  2014年,香港发行量最大的市民报纸香港《东方日报》刊登过一个头条新闻。一位海底隧道交通公司的员工,因为在办公室将办公桌上的一元硬币,放入自己的口袋里,被负责的同事从监控录像里看到并上报,最终丢掉了饭碗。

  或许在我们看来,这一元钱的事没有多大,朝夕相处的同事也应该为“朋友”讳,但香港人却难以原谅这样的行为。他们知道,诚信的原则构成了香港这个有形资源并不丰富的国际级商业大都市的灵魂和支柱,对不诚信的行为放任不管,就是自毁长城。

  香港人的诚信和诚意,是整个社会的共识。上至豪贵,下至小民,一以贯之。内地知名地产商冯仑讲过一个李嘉诚请吃饭的事。

  “我非常意想不到的是李先生的待客之道”,冯仑说,李嘉诚会站在电梯口等候,会亲手给每个客人发名片,客人们合影和就餐的位次完全由抽签决定。最令冯仑意外的是,总共一个小时的用餐时间,共四桌客人,李嘉诚平均在每个桌子呆15分钟,临走时又与所有人握手告别,包括餐厅的侍应生,并将大家送到电梯口。

  内地国企在港澳地区设立的公司,被习惯称作“红筹”公司。笔者曾于上世纪90年代在香港红筹公司工作过,可称为“红筹阿叔”。离开香港近二十年后,与贾樟柯大导演一样,笔者也喜欢时不时回到香港重温那种放松放心的惬意生活。吃茶餐厅,逛书店和书摊,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大活动”:去海港城购物。

  在香港吃快餐,表面看起来,比内地大部分城市价格稍贵,但考虑到分量足、味道好,再去掉百分之二十的汇率差,已与京沪深持平,甚至性价比更佳。记得几年前有一次,在海港城附近的一家茶餐厅吃云吞面,刚吃了两口,服务员拿来一瓶可口可乐给我,是那种上细下粗中间鼓的古典装。我说没点这个,服务员回答:这是送的。并解释说,这段时间,店里每天都会赠送一款不同的饮品或小吃给食客。

  我很感动,因为她明明听得出我是内地的游客,可能几年就来这一次,她大可以不提这事,我也根本不会知道,更不可能有什么意见。但我想,她可能觉得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或者老板或别的同事看见,说不清楚。

  在香港的书店书摊上,最受内地客人欢迎的一类书,就是关于内地的政局内参。这些过了罗湖关口就是的出版物,我们翻看或购买时的心情很复杂,时不时还向周边望一望,但摊主们却平淡漠然,仿佛是在卖一本童话。对他们而言,香港这块弹丸之地,既可以容纳所有的真知灼见,也可容纳所有的奇谈怪论。这样一种放任潇洒的姿态,未尝不是一种坦诚和气量。

  在海港城购物的体验是“累并快乐着”。累是因为在这个共有四大部分的亚洲最大商场里,不转晕基本是不可能的。但好在每层都有不止一个咨询台,上面有英文、中文(繁简体)和日文的详细导购图,还有西装革履的咨询员不厌其烦地给你指路。

  内地游客的一大烦恼是拖着行李箱或大背包购物。一位经常来港血拼的成都妹子告诉笔者,她发现了一个宝地,在海港城二层有个免费的自助储物区,最大的储物柜能放下一个中型的旅行箱。她的经验是,早上10点海港城一开门,她就先把箱包存在里面,把密码条用手机拍下来,然后一身轻松地开逛。东西买得多了,就拿到储物区放起来,再接着逛。佩服啊,专家型“血拼客”!

  在海港城里购物,也时有小惊喜。除了价格上的优惠,每次几乎都有赠品。一次,我在海港城里最大的体育用品店结账后,售货员递过来一个颜色鲜艳的旅行包,能放进去六双去掉包装盒的篮球鞋。他说也是送的,我看了一下牌子:美国Columbia,如果在内地买,也要200元左右。

  香港人之诚,诚信之外,还有诚意。笔者在港澳工作期间,曾参与炒股,并因此喜读香港权威财经大报、有“香港华尔街日报(博客微博)”之称的《信报》,并成为该报二号人物兼专栏作家曹仁超的忠实粉丝。曹君每天一篇《投资者日记》,洋洋洒洒数千言,点评香港乃至全球股市风云,成为香港投资人士每日案头之文。笔者一日忽发拜访这位偶像的奇想,于是按报纸上的联系方式打过去,报社问过情况之后,居然在几天之后就给安排了见面。

  在香港北角一栋类似工厂大厦的建筑内,笔者见到了偶像曹仁超先生。一见之下,有些意外,曹先生着装朴素随意,没有架子,看起来就像一位高中数学老师。他操着带有上海(楼盘)口音的广东话,和我聊了近两个小时,内容我已经记不得了,印象中天南地北,无所不至。曹先生并未因为与我素不相识,也未因为我见识浅陋,而有任何敷衍之意,有问必答,答必有料。

  我有一位同事,第一次去香港旅游回来后,总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琢磨了几天,恍然大悟地说:“是那儿的人的精神状态不一样,很正。没有歪着斜着倒着,让人看着不舒服的情况。”他觉得,那儿的人不管是做什么工作的,都有一个让人看起来很舒服的“范儿”,既不张狂,又不萎靡,给人踏实和信任感。这位同事的感觉,其实就是香港人诚信于内,规矩于外的职业表现。这种表现润物无声,但沁人心脾。

  我们通常会认为,香港人的诚信,来自于当地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自于西方世界的影响,是舶来品。这个基于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建基于这样一个前提:香港在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前,是一片没有历史的空白,香港的经济和文化从一开始就是“西化”的。

  对于这个问题,香港人自己的说法更有说服力。按香港知名学者陈冠中在《我这一代香港人》一书的描述,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扎实概念。唐朝时曾在屯门驻军,南宋的曾经在此建都。香港并非中华文化的化外之地,而是带着中华文化进入殖民地时期的。

  在英国人占领时,香港已有人口7000左右,书院书室40多座,9家私塾。更有市集和贸易港口,已是中式的镇埠。

  1841年英国人占领香港之后,英王全权大使义律(就是老电影《林则徐》中的头号大反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檄安民”。主要内容是两条:岛上居民将依照中国的法律和乡规民约来管治,但使用酷刑一条除外。后来又改成以英国法律治理,保留大清律例和乡规民约。第二条,就是宣布香港为自由港。现在看来,这是个很有预言意义的檄文。

  足够反讽的是,虽然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法律在这里却得到了更好更长时间的保留。清代法律在香港的最后终结是在1971年,比如男子纳妾条例,而在内地,却是随民国的建立即行终结。而在20世纪20年代,港英政府居然主动提倡中国国学,反对白话文。

  “人无信不立”,在中国文化中,诚实信用自古以来就成为做人的基本准则之一。因为诚信不仅有着道德上的示范意义,也有着功利上的巨大作用。在中国历史上,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治国理政上,有商鞅变法的“城门立木”。这一著名的公关事件效果极佳,政府取得了民众的信任,终使秦国这个西鄙蛮国成为七雄之首,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在做官为人方面,有汉代季布,因为信守诺言,在民间享有着“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的赞誉,这使得他得到刘邦的信任和重用,成为汉初名将。在婚姻爱情上,有抱柱之信。《史记苏秦列传》:“信如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后来,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赋《长干行》一首,有句云:“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

  至于经商方面的诚信故事就更多了。从中国商人的传统来看,他们甚至认为无信不商。

  内地电视剧《大宅门》主人公的原型是著名晋商乔致庸,他曾因伙计在胡麻油中掺假,而倒掉整批货物。靠着“宁可赔钱,也不能失信”的做法,乔成为晋商之首。后来,这一信条在乔家后代那里,甚至变成了“宁可破产,也不能失信”。20世纪30年代,中原大战,晋钞与新币之间的兑换率狂贬到250000:1。这对当时已经奄奄一息的乔家票号来说,如以晋钞而非新币支付,则完全有望大赚一笔,并借机翻身。但是,为了维护商誉,乔家毅然决定收晋钞,支新币。乔家票号最终还是倒闭了,但乔家所留下来的商业精神却成为晋商的骄傲。

  以义制利,是整个晋商信奉的商业信条。清末光绪年间,晋商常氏家族在生意已缩减80%的情况下,还拿出3万两银子雇佣乡亲修建戏台。这个变相赈灾的做法,既帮助了乡亲,又使他们留有自尊。

  义利思想和诚信原则是明清以来中国商人的主流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温柔敦厚,香港因之袭之。而在香港变为“日不落”帝国的殖民地之后,中式的义利诚信又与西方以竞争为内核的商业价值观经历了冲突与磨合,最终变成了中西合璧、外王内圣的独有的香港商道。

  在海港城,有个占地面积最大的精品买手店连卡佛(Lane Crawford),其名气规模在亚洲首屈一指。这是一家线月,两位具有企业家进取精神的苏格兰人 Thomas Ash Lane 和Ninian Crawford 在现在的德辅道临海区开设了一家竹木结构的临时商店。后来,这个商店变成了出售西式服装、饰品、食品、酒类、古董拍卖、糕点的香港知名购物宝地。

  连卡佛最初面向的顾客为居住在香港的西方人士,但对这家店最感兴趣的却是一个华人穷少年—马应彪。他本来是被卖到澳洲的“猪仔”,在经停香港的时候,时常从连卡佛门前路过。从此,这家西式风格的商店再也没有从他脑海中抹去。

  1900年,马应彪从澳洲回到香港,创立了香港第一间、也是香港早年最大的华资百货公司,马应彪为其取名为“先施”,来自《中庸》的“先施以诚”,意为“倘未能先以诚实施诸于人,断难得人信任”,也是英文“sincere”(真诚的,诚挚的)的译音。

  先施百货名实相符。它从西式商场吸取了两大优点,均与诚信有关。一是明码标价,不二价;二是凭票退货,颠覆了华人圈子里一锤子买卖的陋习。先施百货也因此成为华人世界四大百货之一。

  包玉刚是战后亚洲航运巨头之一,与其相伯仲者,还有首任香港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但包玉刚在航运界是最后入行,却起点最高,成就最大。最终亦在航运业危机来临前,全身而退。

  包玉刚能够在风险极大的航运业顺风顺水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当时采取了不同于同行的经营策略。当时香港的轮船业流行计时租赁,生意旺时租金高,生意淡时租金低,对于双方来说,都极不稳定。而包玉刚则采取长租策略:以固定租金出租一定年限,这意味着自动放弃旺季的高额利润。

  但就是这个在同行眼中十分幼稚的举动,使他赢得了汇丰银行的认可,敲开了其一直对航运业紧闭的大门。个中原因在于,“计时租赁”之下,人人都盯着旺季的高额租金,宁可让轮船在淡季时荒废。而包玉刚则认为,与其追求一时的高利润,不如长租以求稳定的收入和不菲的平均利润。而这一点,恰与银行的原则相契,银行最关心的不是借贷者一时的经营状况,而是长久稳定的还贷能力。

  银行之所以对航运业十分谨慎,还因为航运业受政治、气候、战争等不可控的因素影响很大。彼时,包玉刚通过与承租者坦诚联手,分散风险,找到一种稳定的盈利模式。英资背景的汇丰银行在商言商,决定助其一臂之力。

  不过,为了稳妥起见,汇丰仍然要求包玉刚提供承租方的银行信用担保。这并不容易,需要承租方相当程度的信任。包玉刚没有被难倒,他相信,商业是一项双赢的博弈,要以信取人,使对方从合作中获利。于是在租赁合同上,他多作让步,甚至承诺如果轮船出事,保险赔偿金全部归承租方所有。

  这样,包玉刚拿到了承租方的银行担保书,以此从汇丰贷款,再以贷款去造船厂签订造船合约,开启了航运帝国的大门。

  靠着良好信誉,再加上获得汇丰银行这块金字招牌的支持,包玉刚在“资金为王”的航运界脱颖而出,后来居上。最后,壳牌、美孚、埃克森德士古这样的石油巨头也成为他的客户。后来,又是这种支持,使得包玉刚在进军资本市场的时候,再取先机。

  1963年,由汇丰银行牵头,会德丰与包玉刚三方联合组成两家境外航运公司,包玉刚以私人身份与这两家英资巨头三分股权。而后,包玉刚又控股会德丰旗下两家上市公司,从而进入资本市场,比其香港航运业的同行们领先了大约10年的时间。

  1970年,包玉刚与汇丰银行组成合资公司,包玉刚占股55%。一年后,包更以华人身份进入汇丰银行董事会,成为这家世界性银行的首位华人董事。

  包玉刚与汇丰的良好关系,不仅助其在航运业做得风生水起,也为数年后,当航运业“退潮”时及时“弃舟登陆”进军房地产埋下伏笔。无论是财势雄厚的会德丰,还是李嘉诚求之不得的九龙仑,最终都落入包玉刚手中,从而赶上了香港经济起飞的一个更大的“风口”。

  与包玉刚相比,另一位香港船王董浩云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在航运业已现颓势的时候,仍然以高负债大举扩张,成为全球第二船王。但随即全球航运业进入衰退期,董氏帝国资不抵债,险些破产,曾一度失去公司控制权。后经其子董建华运作多方资源相助,艰难重组,最终才拿回控制权。但以规模而论,董氏家族企业在香港已无复当年风采,早已非一线商业巨头。

  可以看出,包玉刚以分利让利,取得承租方的信任,从而实现稳健经营;又以此赢得银行的支持,再以银行的支持,扩大经营规模,进入资本市场,并成功进行转型,经历多次政经风波,仍然始终立于香港经济的潮头,实现了基业常青。这一切,都与包氏经营的诚信共荣原则息息相关。

  不管是包玉刚还是李嘉诚,他们不仅身怀现代商业文明的财技,还心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以,按照陈冠中的叙述,香港的商业文明,特别是诚信原则,是中国文化固有之义。而后在历史的进程中,又巧遇西方文化,并在与其的融合中发扬光大,渗入到几代香港人的身心中去,成为他们做人经营的基本守则。

  一百多年来,香港从中国的弃地,变为东方之珠,这里有偶然,更多的是必然。有地缘优势,但更关键的还在于当地人文精神的包容和进取。这一点,甚至在香港建埠伊始就已见端倪。

  晚清著名诗人和志士丘逢甲,曾多次经停香港,看到国土飘零,华洋杂处,他并未沮丧,因为中国的主权并不曾遗失,可以用这块宝贵的管制“飞地”进行思想维新、文学维新和制度维新。他多次赋诗言志,如“海色不可极,西风吹鬓丝”,“英雄儿女平生愿,要看维多利亚花”,表明了向西方学习,进行维新变革的态度和志向。

  作为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者之一,在一百多年前,丘逢甲就对香港的前景有了积极而极具前瞻性的预期。他极目沧海,放怀世界,认为香港将是一个“世逢运会将大同(楼盘),天教此起文明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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